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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寺庙斋饭视频,15岁考上杭州大学,从深山里走出的大学校长,总结出读书

2025-11-22 本文已影响 510人  未知

本栏目由书香浙江与城市秘密联合推出

罗卫东其人

1963年8月出生,浙江淳安人,民盟盟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5岁考上杭州大学政治系(后改为经济系),29岁晋升副教授,34岁晋升教授,46岁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现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


在教育界,罗卫东不仅自身阅读量巨大,博览群书,并且以在各种渠道倡导、敦促学生读“硬书”、读经典而闻名。

城市秘密采访罗卫东


罗卫东两岁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认识千把个汉字了。

这样的孩子,即便在今天,也能够被冠之“神童”的名号,何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淳安县下面一个名叫流湘的山村里。这已经是浙江省的西北边沿,再往北翻过一座山,就是安徽的歙县。很多山民终其一生,也仅仅会歪歪斜斜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已。

罗卫东祖上是地主兼乡贤,经营田产和开设私塾。他的父亲罗来森,毕业于淳安县师范学校,成为了乡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之一。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对赌博突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败光了祖上累积的所有家产,却也因祸得福,在土改时顺利被划为“上中农”,在政治谱系上,不再是地主了,避免了后来无尽的风暴。

解放之后,罗来森因其所受的教育,得以服务于新政权,全程参与土改。全乡土地登记造册分配的很多需要计算和起草的文书,都由他一手完成,成为了乡政府的会计,经常在各村巡查,指导大队会计如何做账,如何统计,据说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在全县都小有名气。也因为土改期间,挨家挨户卖力地做动员宣传工作,罗来森的声带永久撕裂,此后终身说话都是沙哑可怖的。


父亲兜里揣着粉笔,抱着罗卫东在乡村里巡游,让他随时随地表演如何在墙壁上读出大段的最高指示,或用黑炭在墙壁上默写毛主席语录。这样的表演自然引来一大片啧啧称奇之声,罗家本是小姓,历史上又曾是地主,怀中有这样一位“神童”,父亲大感宽慰,觉得家族香火和文脉后继有人,祖上若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喜和释怀。


在那个对拥有知识依旧暧昧不清的年代,父亲凭借着本能让罗卫东从小就有了读书认字的习惯,哪怕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禁忌和原罪。祖上的书籍大部分被罗卫东的堂爷爷糊成了孔明灯,用满是油脂的松木为引,放飞到了天上。

直到多年之后,他才从母亲这里得知,这个农村妇女偷偷把家里的一些大书用油纸封在缸中,和一些前朝的银元一起,埋藏在菜地里,再次刨开之后,纸页黏连,几不可读。


这样的担忧在今天看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明智的办法,反而是父亲意气风发让罗卫东表演读书写字的举动,在村民看来有些危险,一片啧啧声的背后,不知道多少是赞叹,多少是担忧。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凭据。罗卫东四岁时,用溪滩上捡来的红石子在晒谷场上写写画画,当天晚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被带到了由祠堂改建的大队部,父亲一脸惶恐地陪在边上。干部们详细询问罗卫东认字写字的情况,并让他独自一人回忆那天究竟在晒谷场上写了什么,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放他回家。

回家之后也不好过,父亲让他在毛主席画像前跪了整整一夜,母亲几次想抱他上床睡觉,都被父亲粗暴阻止了。一直到十二年以后,罗卫东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才知道,那一天晒谷场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毛主席”几个字上下颠倒了,毛字反写岂不是反毛,主字颠倒岂不就是倒主?这一条罪大恶极的反动标语,惊动了公社的人武部和县公安局,在盘查了“五类分子”之后,忽然有人反映,罗某的儿子一个人在晒谷场玩儿了一会儿,而且,他还会写很多字。于是,四岁的罗卫东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反革命嫌疑犯了。

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套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成年人犯下这样的错误,立刻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等着,轻则劳改,重则送掉性命。也许是把四岁的孩子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过于荒诞,也许是罗卫东母亲在村里人缘颇好,也许是其他没人知道的原因,这件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了了之。

之后,父亲依然在空闲时教罗卫东读书识字,还特意请人做了一块小木板,刷上墨汁,成为简易的黑板,似乎觉得时不我待,而罗卫东也争气,脑子像复印机一样,无论识字还是背诵,一遍就刻在了脑子里。

淳安流湘这个地方,就算放在华东来看,海拔也不算低了,村子后面作为白际山脉之一的老山,最高处有1200米。村庄坐落在山谷里,两座高峰又拱卫着村口,没有通公路的时候,行走艰难。只有两条路,要么翻山到海拔相近的黄石潭村,要么沿着溪流下行到海拔略低的横石村。多年后罗卫东读到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感觉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便是深藏在淳安万千大山里的流湘故里。

他的少年时代,一方面饥渴地阅读着当时能够得手的一切读物。他的父亲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内心深处依然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希望儿子通过学习知识文化来走出大山;另一方面,厚重的大山带来的艰韧的生活,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在自然中健康地成长。大山赋予了他很多其他读书人身上不具有的秉性: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元气,以及不畏豪横的性格。这为他今后在治学之路上的勤勉和输出异于常人的能量,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注解。

1974年,11岁的罗卫东离开村庄,到相距十多里远的长岭人民公社五七中学上初中。

在差不多八年之前,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关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建设指导思想的指示,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在抓好本质工作、完成自身任务的同时兼任其他功能,比如,军队要抓训练、抓备战,但也要抓学习、搞生产;其他行业以此类推。

在这个指示中,关于学校,是这样写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开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进行改革,调整教学安排、推行新的学制,重新设置课程,编写教材。这些以五七指示为指导来建设的中学,就是五七中学。

罗卫东就读的长岭五七中学,是淳安县长岭人民公社唯一一所初高中学制的中学,当时学校采取的是半工半读,课堂学习加社会实践的教学模式。每周六天,三日在教室里学知识,其他三日在广阔天地里从事生产实践(周六上午劳动,下午班级政治学习和各种总结宣传事务),也就是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干农活。学校有自己的试验田、养猪场、作物栽培室,公社农技站是对口实习单位。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这些理论课程,还学习了农机、化肥、农药、植保、卫生、针灸、中草药炮制等实践类课程,从种田养猪到砍柴烧炭,从育苗制种到修理农机农具,从采药制药到把脉扎针,五花八门的农村实践技能都学了个遍。

不仅如此,当时公社和学校的很多建设工程,也把学生组织起来参与。全校同学曾经花了差不多一个学期肩挑背扛从山脚的溪坑中把大量沙石运送到山顶,为即将来此地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建造房屋;也曾经在天寒地冻的严冬,与社员一起开山放炮,造水库、挖水渠,大办农田水利;曾经在深秋的季节去深山老林采集中草药,以解决学校办学经费困难。他们用自己瘦小的血肉之躯,清理砖窑、填埋沟壑,建造了学校的运动场,又运用刚学到的地理知识,使用借来的水平测量仪,披荆斩棘走遍山头,绘制了拟建设的盘山公路工程图纸,还穿行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将大量的硫磺矿石从采集洞运往炼化场。

每年秋天,学校会组织名为“小秋收”劳动,这个名字也许对应的是生产队里正式的秋季庄稼大收而言吧。老师带着学生到山上采集中草药或者其他经济作物,晒干之后卖给供销社,既响应了去广阔天地锻炼的号召,也能补贴学校的一些开支:上课用的教学用具基本上都是靠小秋收赚钱来购置的。

小秋收一上山就两个星期,除了玉米粉、番薯和干菜之外,母亲特意为罗卫东准备了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米。山上劳作,消耗极大,白天在山里采集,晚上回到林场木屋烧火做饭。有一天罗卫东和小伙伴回到木屋,发现白天浸泡的白米不翼而飞,黑黝黝的生铁锅里放着几个番薯。现在来看,这更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个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山的那一面就是皖南歙县陈家畈村,安徽人也在山上巡游秋收,有促狭的人狸猫换太子,趁着木屋无人值守,用番薯换走了白米。

罗卫东一行人大怒,白米饭啊,那是母亲从一家人嘴里抠出的细粮、那是支撑一天劳作的信念。也不知谁振臂一呼:“我们去砸了他们的房屋!”应者云起,淳安学生仗着山高,地势之利,点起火把,暮色中在山脊寻找巨大的石头,用粗长的木柱为杠杆,撬动巨石依山滚下,向地势稍低的安徽境内砸去,落石如雷,带着少年人的报复,滚滚而下。

另外一件事,也发生在小秋收之时。为了能够采到更多的生前胡,罗卫东不知不觉进入了大山深处。他印象十分深刻,看见了一人多高的茅草被野兽碾出了一个很大的碗状草窠,倒在地上的茅草整整齐齐服服帖帖,因为动物多次厮磨,变得油光发亮,就像是野生动物身上的皮毛一般。这个草窠的主人是谁?也许是熊、豹子或者野猪,总之都是不好惹的玩意儿。十几岁的罗卫东不知深浅,第一反应不是退却,反而浮想联翩,心中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也想去这个草窠中伸展四肢,打个滚儿,躺一会。

这种带着恐惧的兴奋,凝望着野兽巢穴的冲动,也许贯穿了罗卫东的一生。当他面对人类智慧所呈现出来的结晶时,当他之后进入杭州大学,看到了浩如烟海的经典之时,内心深处经常泛起这样的冲动,就如同少年时看到的野兽巢穴,那是带着巨大引力的诱惑,谁能征服谁的角力。


1978年8月底的一个傍晚,集体劳动的村民已收工,有不少人在村边小溪里洗濯,有勤快些的,在自留地起劲地干活。太阳西沉,后山的影子不断在前山爬升,就快要到顶。炊烟已经开始升到村子的半空中,空气里飘着的是新米新面的香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夏日黄昏。

村里的赤脚医生徐玉培从公社回来,才到村口就气喘吁吁地高声叫着罗卫东父亲的名字,说有一份来自杭州的挂号信。此前村里也有参加高考的同学,陆陆续续地收到这样的挂号信,但都是名落孙山的消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场拆封,一看是杭州大学发来的高考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登时喜出望外。

罗卫东成为这个自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整个行政村最近三十年来唯一一个考取大学的人。这个时候,人们对知识的态度已经不再暧昧不清,可以说全村沸腾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公社。此后很多天里,络绎不绝的人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亲朋好友送来米面大豆、鸡蛋花生、瓜果腊肉等土产,更熟络的访客送来了塑皮笔记本、钢笔之类乡村罕见的“高档”礼物。

由于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没有通公路,出发去杭州读大学的那一天,必须凌晨三四点钟即起来准备,四点半左右就得出发,翻山越岭去山外的车站坐去往码头的客车,在那里等待去县城排岭镇(后来更名千岛湖镇)的客轮,要在县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开往杭州的长途客车。

罗卫东在乡亲们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养育他十五年的村庄。那天凌晨,天光未现,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行,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罗卫东被拥簇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翻山越岭。他永远也忘不了,当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

村民们送罗卫东上大学时的场景插画@青征鱼

在天光未亮之时,这些火光照亮了罗卫东脚下的道路,同时,也是大山对于读书人的致敬。

考入杭州大学那一年,罗卫东刚刚十五岁,是所有新生中年龄最小的。

罗卫东从小喜欢看一切带字的东西,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有条件看公社为各生产大队订阅的《参考消息》、《》、《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罗卫东从小便知道很多当时国际国内的时政新闻和议论文,西哈努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卡翁达、金日成、霍查这些外国人的名字都是看报纸后才印在脑子里的。

当时读物难寻,家里有一部已经被翻烂了的民国时代印行的《康熙字典》,有几寸厚,封皮都已脱落,书脊粗糙的麻线网格若即若离地罩在密密匝匝的纸楞外面。这本字典一直摆在罗卫东父亲卧室的床头,实在没有书可看了,只能去翻它。

读初中的时候,罗卫东有一次去大姐工作的公社卫生院玩,瞎走瞎撞,进了购销站的废纸仓库,里面居然胡乱堆放着很多捆从各处收缴的图书,按惯例这些书都将送到纸厂化浆。他偷偷从里面捡回了十几本感兴趣的书,主要是翻译进来的国外文艺作品,童话、小说、科普书等。记得其中大部分是苏联人的作品,如《呱呱叫的旅行家》、《乡村女教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马雅可夫斯基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此后抽时间都读了一遍。

中学阶段,读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红岩》、《红日》、《铁道游击队》等新时代革命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小说。冯德英的《苦菜花》、孙犁的《风云初记》、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小说,当时尚未开禁,只能私下偷偷传阅。


总的来说,进大学之前的课外阅读条件和环境对罗卫东来说是太不理想了,小学阶段自不必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连“五七”中学,也没有图书室。读课外书,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嗷嗷待哺。

进了大学,读书的条件简直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别说是杭州大学本部图书馆的浩瀚藏书,就是系资料室里藏的一两万册书也让他叹为观止!

罗卫东自述,大学这几年,真好比是“鸬鹚落到鱼群,老鼠掉进米缸”,饕餮大餐摆在了饿鬼眼前。大学四年时间,除了课业,他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泡在了系阅览室和学校图书馆里,花在读自己喜欢的书上面了。饥不择食,什么都读。文史哲艺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时政的等等,真可谓读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罗卫东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之后,他和另外两位留校的同班同学住在现西溪校区七幢二楼朝北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同室的两位岁数要大很多,一位已经成家,另一位也正在谈对象,他住在寝室有诸多不便。后来他干脆搬到西一楼425的教研室里,白天学习、备课,夜里就睡在这里。

教研室的隔壁就是系资料室和阅览室,不上课的时候,罗卫东天天泡在里面看书,还搭把手帮着董季贞、张静如老师做图书编目和上架移架这类事情。资料室的老师都很喜欢这个小青年,有时候就把钥匙交给他,看书晚了索性他就睡在里面。这样的日子前后过了大概有四年。这四年,有大把的时间,又有看不完的好书,罗卫东徜徉书海,过足了瘾,不夸口地说,杭州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大多数图书背后的借书卡上,都有“罗卫东”这三个字。

在大学期间,罗卫东沉溺于文学作品,这是在之前的乡村中无法获得的。小说家中,最喜欢的是契诃夫,一度起意要模仿他的风格写短篇小说,终因学业紧张没有时间而作罢。

传记类的作品,也读了不少,最喜欢的是卢梭的《忏悔录》。罗卫东是如此喜欢这部书,几次起意不归还图书馆,想要据为己有,哪怕罚款也认了。后来所幸新华书店有得卖,他就买了一套,把借的还了回去。

大三那年,一次在课堂上偷偷地读刚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感动到不能自已,居然涕泗滂沱,狠抽鼻子,发出的动静差一点引起老师的注意。与此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是读苏联人古留加写的《康德传》、《黑格尔传》,这两本书读得至为沮丧,实在是枯燥,时断时续,最后还是半途而废,没有读完。他后来劝学生读书,都会让他们先去读人物传记,再去读人物作品。

本国的文学作品,除了大一大二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这门课布置的必读作品外,他还看了四大名著和其他七七八八的明清传奇。一个经济系的学生,什么书都看,让他在不断跨界的人生中,游刃有余。

罗卫东觉得,文学是用来建构理想、塑造气质和滋养精神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不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气质。无论理想的内涵多么不一样,这种气质都是动人的。时至今日,每当他翻看当时的黑白照片,都会重温并感动于这种精神气质。

文学之外,艺术类特别是绘画艺术类的书,包括大型画册,系资料室是没有的,必须去学校本部的图书馆才能看到,而且概不外借。所以,一周就要抽一两个晚上,吃完饭后从文二街步行两三里路去文三街杭大本部图书馆过眼瘾。

迟柯写的《西方美术史话》,直到很多年后还派上了用场。2009年,罗卫东和几个同事去西班牙马德里出差,待了几天,期间参观美术馆,里面有丰富的委拉斯凯茨以及戈雅的作品。这一伙人中,只有他能津津有味地观赏,而且还能就讲出点子丑寅卯来,这都是拜大学时代读过的迟柯先生的《史话》以及罗卫东过目不忘的记性所赐。

对于罗卫东来说,本科时代的博览群书,那真是名副其实。兴趣面广、求知欲强,啥都想看,啥都能看。值得一记的是,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看面相的书,具体名字记不确切,还是民国时代以前印行的本子。暑假之前借到这本书,回家过暑假,白天参加双抢,只有夜里有点时间,先读后抄,一个多月,把一套两本书的文字全部抄下来了。相书里面插图很多,人的脸型、五官、各种纹路等等,罗卫东索性下功夫把里面的图也都临了下来。那个年代,这类属于封建迷信的书,是管得很严的,很可能还回去就再也不出借了。非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全部抄录不能占有那些有趣的知识。

1982年大学毕业时的罗卫东VS现在的罗卫东

有趣的知识,是罗卫东对于读书的总结,这也是他成为了一个教育者之后对于阅读的理解。“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除了传授专业知识之外,在大学生涯里,让今天的学子依然能保持如饥似渴的阅读欲望和阅读能力,通过阅读来理解世界和人生,是作为教育者罗卫东想的最多的问题。

罗卫东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历来主张大学生必须多读书。有时候他会感慨,现在学校读书之风日衰,读大学成了混大学,大学生除了教材讲义这些有利于考试的东西之外,很少读其他书,对此,他用“心急如焚”来形容。


“学生不读书,就是不务正业;老师不以身作则读书,不指导学生读书,更是严重的失职。”他说:“这种情况短期内或许看不出啥弊端,但一定会埋下隐患,十几年几十年后,对个人、集体、国家的损害就会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是强国之基。”

罗卫东家藏数万本图书,他开玩笑说,早早换了大房子,就是为了存放这些书籍。去日本出差,公事之余,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东京的神保町,那里聚集了数百家不同规格的书店。十六年前,他第一次去那里,便一步也走不动了,翻看了四五个小时之后,买下了格拉斯哥版的《亚当·斯密著作集》。同样内容的书籍,罗卫东经常会拥有好几个版本,横向比较之后,才能够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向同学们推荐。“要给学生一桶水,自己要准备十桶水”,这句老生常谈的话语,在罗卫东这里,是用极其扎实的阅读来体现的。从1982年他开始教书,到2019年,37年间他在大学里累计开过18门课,其背后累积的是沉甸甸的阅读。

作为一位校长,罗卫东关于读书的倡议让他显得有点像一个话痨,“在国内,我应该是开书单最勤快的大学校长吧”。早在两年多前,他就开设了自己的公众号“来英书院”(撷取了父母亲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命名了这个公众号),积极向学生和社会层面推广阅读的理念和办法。尤其是在当下,碎片化的信息汹涌而来,如何在这种信息浪潮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罗卫东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读硬书。

在年初的疫情期间,罗卫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经济学家杨小凯一生坎坷,坐了十年的牢,可是这件坏事愣是被他转化成了好事,狱中十年,杨小凯完成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投资:在监狱里,他读完了《马恩全集》和《资本论》三卷;大卫·李嘉图因患病住院,无事可干,读完了《国富论》。

之后,杨小凯成为了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李嘉图这个炒股票的,成为了十九世纪全球范围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

“现在全世界被疫情所困,不能世界各国去浪,”罗卫东说:“正好去读‘硬书’。”

什么是硬书?首先是经典:学术经典、思想经典、文学艺术经典等等,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启迪思想、净化心灵、构建文明、推动进步等重大作用,甚至是文明奠基之作。

“你一生起码要读三本硬书,这样,你的思想质地和人生成就会有很大不同。”美院的王澍为什么会获奖,因为王澍读硬书,他懂得诠释自己作品的最好的表达。

但是“硬书”是一个人思想的基础,就像国家需要建造重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这是任何产业发展都要用到的通用资产。“硬书”,就是个体作为独立自主自强的人,必须准备的重型装备,一个人的精神基础建设。

“硬书”,一旦看懂了,吸收了、转化了,就会成为自己思想进步的主引擎,人生旅途的指南针,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

同时,一旦下决心翻开硬书,获得的高峰体验就类似于在大山的深处,与野兽的巢穴对望,勇气战胜恐惧、全新的自己战胜陈旧的自己。“读这些硬书,刚开始会感到艰难,就像我自己,在大学里刚开始看《资本论》时一样,但是这种和人类最高智慧对话的过程,是极其令人愉悦的,当你发现,自己的架构被更新,界面被重启,整个世界的文明向你徐徐打开的时候,这种快感,也许类似于阿里巴巴在幽暗的洞中,发现了无穷的宝藏那样。”

“一句话,强国须造重器,人生要读硬书。”罗卫东说。

罗卫东很忙,忙着为新就职的浙大城市学院创建一系列从民办转向公办的崭新运营规则,但一提到开书单,他当仁不让,一口气给出了近30本硬书,涵盖中西经典,并且每本都精确给出了必读、难度系数,以及阅读理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爱好自行挑选。

一、中国部分

二、外国部分

三、传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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